了凡所作《训儿俗说》共有八篇，分别为：“立志第一”“敦伦第二”“事师第三”“处众第四”“修业第五”“崇礼第六”“报本第七”“治家第八”。在沈氏看来：

首曰立志，植其根也；曰敦伦，曰崇礼，善其则也；曰报本，厚其所始也；曰尊师，曰处众，慎其所兴也；曰修业，曰治家，习其所有事业也。外而起居食息言语动静之常，内而性情志念好恶喜怒之则；上自祭祀宴享之仪，下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；大而贤士大夫之交际，小而仆从管库之使；令至于行立坐卧之繁，涕唾便溺之细，事无不言，言无不彻。

八篇文字前后衔接，首尾贯通，一气呵成，既“详”且“晰”，其逻辑性和系统性都很强。在书中，了凡以一位父亲的口吻训示其子，谆谆教导，循循善诱，既严肃而又亲切，既庄重而又和蔼，读之宛然如在目前，不愧为中国家训中的精品佳作，沈大奎称赞说“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”，确非虚誉。

至于了凡家训的成效，从其子袁天启（袁俨）的人生历程中可略窥一二。据记载：

袁俨，字若思，号素水，袁黄子。少承家学，博极群书，尤留心经济。性坦直，与人交谦和自下。天启五年（1625）成进士，授高要知县。七年（1627）夏西潦骤涨，城中水深三尺，死者无数，入秋淫雨不止。俨复勘亲赈，以劳瘁呕血卒于官，归梓时宦囊萧然。著有《抱膝斋漫笔》。

袁天启短短47年的生命历程中，其父了凡在其26岁去世，留给他的是一部《训儿俗说》。他取得了明朝科举道路的最高等级——“进士第”，出任广东高要知县。最终，他因为救灾而过于劳累，死在任上。史料中有关他的行状虽然仅有寥寥数百字，但字里行间描绘的是一位呕心沥血、廉洁奉公的好官。即使以当今价值观来看，袁天启也不愧为一位忠于国家、奉献人民的清官廉吏。另据记载，袁天启有五个儿子，后世家族人才兴旺，绵延昌盛。

《训儿俗说》既然是了凡的训子之书，必然贯穿了凡家族一脉相承的家风、家教。要谈了凡的家风、家教，就不能离开袁氏家族的传统。据史料记载，了凡父母之道德风范颇为时人推重，时人称“参坡（了凡之父袁仁）博学淳行，世罕其俦；李氏贤淑有识，磊磊有丈夫气”（《庭帏杂录》）。《庭帏杂录》一书是袁氏兄弟五人——袁衷、袁襄、袁裳、袁表（凡）、袁衮——对其父母日常言行的记述，由袁衷的表弟钱晓删定而成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、社会思潮及了凡家世，深入分析这一文献，其父母的思想倾向、家风家教便会清晰细致地呈现出来。

（一）以儒为宗与兼收并蓄

袁仁在追溯其家学时说：“吾祖生吾父歧嶷秀颖，吾父生吾亦不愚，然皆不习举业而授以五经义古义。”由此可知，尽管“不习举业”，但袁家有着一以贯之的学术传承，即儒家经典——“五经”义理。这说明，在术倾向上，袁家仍然是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。据包筠雅的研究，袁氏家学具有更倾向于“五经或六经而不是四书（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）的特点”（包筠雅：《功过格——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》），事实的确如此袁家四代（袁颢、袁祥、袁仁、袁黄）都有关于儒家“五经”的著述就是一个明证。

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，以儒家学说作为家学的士绅家庭并不鲜见，但受自宋以降的科举文化影响，对于儒家经典的关注焦点早已由“五经”转移到“四书”上来。袁家重“五经”而不重“四书”的家学传统，当与数代饱读诗书，修习儒家经典，却又遵从“不事举业”的祖训，长期游离于科举文化之外的情况有关。就此而论，一方面，“重五经”的为学倾向由其“隐居不仕”的家族传统所导致；另一方面，这一倾向又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袁家不为“四书”所代表的官学（官方意识形态）窠臼所限，反而推动了袁氏家学向广博性和兼容性发展。袁仁的为学特色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据《嘉善县志》载：